1949年7月初利好优配，外白渡桥刚过子时，黄浦江的江面上依稀可见一些零散的火光，那是国民党飞机投下的照明弹。桥头的岗哨，只有一个排的士兵，淞沪警备司令郭化若站在江风里，低头看着脚下新铺的铁丝网，心里在计算一个难题：原本负责上海市区守卫的三支军队，合起来有二十万兵力，如今只剩下七万，却还要承担更多的任务。
上海解放刚刚过去一个月，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的主力已经接到命令撤出市区，集中整训，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渡海作战。整训地点选择了江苏无锡，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带队。原本的警备和防空任务，完全交给了郭化若。尽管兵力大幅减少，但他的防区没有缩小——从宝山海岸到龙华机场，仍然都是他的管辖范围。敌机的夜袭、特务的潜伏、码头的走私、滩涂的反水，每一项都需要他亲自盯着。
仅仅两周后，郭化若又接到了华东局保卫部发来的急电：必须成立防空治安委员会利好优配，将军警民力量进行统筹整合。于是，上海市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卫生局以及华东地下党的保卫系统，都被召集到同一个会议室。郭化若被推到了会议的最前方，担任委员会主任兼总指挥。桌面上递来一摞摞的任命书，几乎全是他的名字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郭司令快成了上海最大牌的‘兼职教授’。”笑声还未散去，南市区的空袭警报再次响起。
展开剩余74%守卫上海的最大难题是防空。1949年秋天，敌机几乎每三十六小时就会来一次空袭。让人注意的，往往是空中的轰炸，但实际上，敌人更常进行的是“探路”行动——不仅投下炸弹，还撒下传单，甚至干扰无线电信号。郭化若清楚，仅仅依靠人海战术是无法抵挡空袭的，高射炮的布设必须选择最佳的位置，而这需要理论的支持。于是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智涛，后者在空军中被称为“懂空气动力学”的专家。
王智涛比郭化若年轻六岁，1938年他留学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利好优配，后在红旗航空学校进修，对雷达和高射炮射表非常熟悉。10月的一天，他接到通知到上海报到。当他穿过南京路时，惊讶地发现，街头橱窗里早已经摆满了“欢迎王副司令到任”的标语，上海的宣传总是走得很快。
“老王，上海的天空就交给你了。”陈老总在防空司令部门口拍了拍王智涛的肩膀，又低声补充道：“郭化若兼职太多，得让人分担一下。”这话背后，透露了组织的决定：将防空业务交给专业人士来负责。
防空司令部挂牌的当天，王智涛便要求每个团提交机场、仓库、发电厂等重要设施的弹着误差报告。参谋们忙得不亦乐乎，但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——现有的高射炮设备陈旧，火控雷达只有两部。假设敌机从四千米高空投弹，现有的高射炮口径是否足够应对呢？王智涛并没有慌张，他把现有高炮的口径、射角和最大射高等数据列成表格，参考苏联教材中的公式，调整了射击数据表，最终让这些旧设备发挥了八成的威力。
不过，防空司令部刚刚开始适应新的作战模式，渡海战役的号角又吹响了。1950年2月，华东军区在江苏溧阳召开了防空经验交流会，郭化若如往常一样坐在主席台上。会后，他悄悄找到王智涛，拍着图纸苦笑着说：“我这身兼数职，真怕误了事。” 王智涛则递给他一份人员调配方案：“把那些在警备区兼差的作战参谋抽出来，充实防空工作，警备任务交给市公安局来处理。”郭化若当场点头，第二天签字画押。
1950年3月29日凌晨，国民党空军的12架B-24轰炸机从台湾起飞，目标直指宝山油库。淞沪高炮第三团提前用声距仪捕捉到了引擎的声音，5点12分，第一道高射火网在4000米的高度展开，迫使敌机改为平飞。随后，敌机的航线被迫向南偏移，一枚250公斤的炸弹落入长江口，未对上海市区造成任何损害。这一仗也让上海市民第一次感受到了“天空不再无主”。第二天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发表了简短的一句话：“防空有办法。”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1951年春，三反运动席卷全国。大量检举材料纷纷飞进了防空司令部。有的人问：“王智涛曾把航校的公物借给外单位，算不算贪污？”有的人质疑：“他在苏联带回的几件仪器，是不是走私？”调查组在防空司令部驻扎了三个月，最终并未查出经济问题，但确认了王智涛“脱离群众”的问题。1951年5月，王智涛被调离防空司令部，改任新组建的防空学校校长。临行前，他把一本已经泛黄的俄文《高射炮射击学》放进了桌角，留给了接任的年轻副司令。郭化若在宿舍门口送别时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学校也是前线，好好搞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郭化若依旧肩负着警备、政工、防空三重任务，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大多不为人知。1952年初，淞沪警备部队终于补充到十万人，并且建立了轮值制度，这使得郭化若得以每周休息一晚。那晚，他在新新饭店的顶楼，脱下大檐帽，两鬓的白发在霓虹灯下显得格外显眼。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初承担那么多责任，他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兵多兵少，是一回事；责任轻不轻，是另一回事。”
到1953年，上海的防空体系已经可以独立运作，警备区域划分得更加精细，特务网络也大部分被清除，上海逐步恢复了常态。尽管郭化若的负担依然很重，但他不再是孤军奋战。历史资料显示，到1953年底，淞沪地区的空情处理时效已缩短至12分钟，一线火炮的故障率降至3%。这些成果背后，是无数幕后调度的努力利好优配，也是“兼职太多”所迫成就的多元合作。郭化若与王智涛，一位依靠政工统筹，一位凭借专业落地，他们共同撑起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道天空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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